［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守望新教育 守望真善美］
家、家族既是文明人类自我生产和繁衍的母体，也是社会组织结构的基本“细胞”，还是人类生命个体与社会组织生活之间的关键“链接”，因而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家风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家教的长短得失的体现，是家教的外化，而家教是自然而然、生动活泼、春风化雨地进行的。
无论中西古今，家教都是人类教育和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初始、最基本、最具内在价值体认和内在认同连贯性的教育和教化。与普通的知识教育不同，家教更注重人文礼俗和道德伦理的教养，是一种真正纯粹的德行生命养育。
流传至今的家训都属于名人家训，均为历代的优秀之作。从中国家训的历史血脉上看，其核心是围绕着治家教子、修身做人展开，其实质是伦理教育和人格塑造，因此家训在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家训堪称是先人留下的为人处世宝典。
中国家训的“三大主题”，包括“齐家治国之道”“为人处世之道”“读书治学之道”。
有时候与一个人接触，很快就感觉到他或她的文明程度、道德自律、举止进退、做人修养，乃至人格人性。这些东西多半与家庭的影响、家学的渊源、家风的承继、家教的成果有密切的关系。有时候从媒体上看到一些国人在境外的不雅表现，乃至在政法节目中看到一些罪犯的愚蠢无知与无耻，也令人叹息痛心于他们家教的极端缺乏。近年，社会上兴起了“家风”话题，也有媒体就这个话题采访过我。其实，相比“家风”二字，我更熟悉，抑或感觉更贴近现实的一个说法是家教。我小时候自恃聪明，出言狂妄，母亲每听到《一次就教育我一次，经常连夜教育。有时候，我困得不行，我就说再也不敢骄傲了，再也不敢胡吹牛，再也不敢瞧不起人了，向母亲保证了以后，这才得以允许睡觉。当然，我们那一代人经历了贫穷、战乱、动荡与种种苦难和匮乏，很多事情是生于和平年代的人没法想象的。国家穷，国民教育也不普及，我们的父母对教育孩子谈不上系统的理念。不过长辈总是能看得出是非对错，看到你错了，就要苦口婆心地教诲你，直到你接受教育有所改正为止。我想，家风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家教的长短得失的体现，是家教的外化，而家教是自然而然、生动活泼、春风化雨地进行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形成一个人的基本素质方面，家庭的影响与作用往往大于学校，童年的熏陶往往重于长大之后，从生活中、从家庭中得到的体悟，往往深切过从课本上所读到的东西。童年家中得到的真切、质朴、诚恳、实在的教导，不知不觉之中，形成了一个人的价值认知与价值底线，形成了一个人从生活习惯到选择趋向，从举止容色到是非标准的基本思路。而这些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为世道人心，成为风气共识，成为村规民俗，成为一个地区一个群体的文化素质。我们国家正在日益重视对于核心价值的宣传教育。价值教育的关键在于理念与生活的结合，理念与内心深处的爱憎取舍的对接，在于言与行的一致，心与口的统一。家风与家教，对于形成美好正确的价值观，其作用是非常大的。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工会组织师生员工共同撰写了《家风》一书，勤劳、质朴、诚实、阳光、深情、善良、奉献，乃至“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等我们传统文化中重视的一些价值得到讨论与例证说明，文章写到的细节让人或莞尔或触动，充满真情实感，富有可读性。这对于弘扬家风文化、培育核心价值是很有益的。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人们越来越重视世道人心的问题。而人心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家教，成于家风。其实，每个家庭，每个中国的老百姓都是有一个尺度的，提倡什么，容忍什么，禁止什么，严惩什么，都有自己明确的标准。这对逐渐树立起人们能自觉接受的道德规范是有积极意义的。因此，核心价值的教育一定要进千家万户，进入童年人生。家、家族既是文明人类自我生产和繁衍的母体，也是社会组织结构的基本“细胞”，还是人类生命个体与社会组织生活之间的关键“链接”，因而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有鉴于此，我国古代围绕家和家族产生了家谱、家训、家教、家学、家风、甚至“家政”（朱熹语）诸义，西方则有政治家族、军人家族、家族企业诸种。可是，由于长期困扰于两种似是而非的俗见，使得近代以来的中国家庭认识一直模糊不清甚至大谬不然。一种见解是，因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国同构”特征而使家和家族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包袱，仿佛不超脱其外则无以致中国之现代化。另一种与之关联的俗见是，家庭家族因其自然血亲的生命亲缘关系和特殊的群集属性而必与现代社会的公共化趋势相悖，非但无益于现代社会的制度秩序建构，而且有碍于现代社会的公共组织和发展。据此，有人甚至把“家庭本位”与“社会本位”视之为古中与今西之文明文化的根本区别之一。可惜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前者既未真正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也误解了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后者不仅误解了家和传统社会，也未能全面了解现代社会公共化的丰富内涵。作为人类自我生产繁衍的核心单元，家、家族确乎难免其自然血亲的属性，但人类的自我生产繁衍决非纯粹自然的生命事件，它关乎人性、人道、人伦；而作为“社会细胞”，家庭也决非仅仅是社会组织的开端，更是社会文明教养、德行培育和文化传承的第一驿站。故此，家教、家风、家学才具有优先、初始、前提预制的特殊文明暨文化意义。顾名思义，所谓家教即家庭教育或教养。所谓家风即作为伦理亲缘共同体的家庭（家族）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传承中，逐渐形成和积淀起来的日常生活方式、家庭文化风范和道德伦理品格。无论中西古今，家教都是人类教育和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初始、最基本、最具内在价值体认和内在认同连贯性的教育和教化。与普通的知识教育不同，家教更注重人文礼俗和道德伦理的教养，是一种真正纯粹的德行生命养育。《说文解字》云：“育，养子使之善也。”家教是家风形成的基础，家风是家教效应即家庭或家族道德伦理风范和文明教养水准的外在显现，家训则是维护家风的基本规范体系。各家自有各家的规矩训诫，各家的家教方式、程度和效果亦有不同，故而各家的家风也会相互见异。但家教家风的内涵却互有重叠。一般说，勤俭治家、诚实为人、宽厚处事、崇学尊礼、温良恭让、善良宽容等等，当是诸家治持教养、光耀门庭的基本美德伦理。家学在传统社会虽未普及，但对于一些殷实富裕且崇文重学的家庭和家族来说，家学不仅可以形成传统，并且对家教之醇和家风之正大有助益。家教家风与整个社会教育和社会风气有着密切关联。毋庸赘述传统社会家教之于民智开启（比如，蒙学）和民风淳化的历史经验，仅就现代社会而言，家教不单依旧是整个社会教育体系的第一环节，更是现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德行奠基。所以，人们常把家教看作是养成人格美德的摇篮，将家风视为民风国风的风向标。一个缺乏基本家教而能成为合格甚至优秀社会公民的现代人是难以想象的，一如现代教育低下却能进入现代化先进行列的国家不可想象一样。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还告诉我们，当一个社会或国家遭遇道德文化挑战，民智待开、民风待举之时，家教和家风的地位和作用便更为凸显，更值得社会关注、激励、期待。易言之，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之家教家风的改进强化，必定大大改善和强健整个社会肌体的活力。即使在社会转型、国家巨变、民族遭遇危机的宏大进程和关键时刻，家教家风亦能发挥其铺石以开大道、培林以挽狂澜的巨大作用。满门忠烈的杨家将之于风雨飘摇的宋朝江山当是显证。20世纪以降，中国家学式微，家族家谱渐消，家教则逐渐被社会政治道德教化所替代，因而家风也慢慢淡出现代社会文化评价视野。这固然是现代性文化挤压的后果，需要认真反思。事实上，现代社会的公共化程度越高，家教家风愈显珍贵。现代社会的公共化秩序不单单是宏观制度系统的强化和成熟，更根本的还需要公民美德的内在支撑。当代美国伦理学家麦金泰尔看得深刻：对于一个缺少正义美德的人来说，普遍的正义规范约束效果等于零。社会公共性确实具有其宏观结构的外在普遍性特征，但人格典范、道德先进和品格卓越同样是公共文化价值的精神根基，更是引领公共社会的内在价值力量。就此而言，家庭教养依然不可或缺，一如历史之于现代社会的理解不可缺少一样。中国传统家训到底留给了我们什么？
流传至今的家训都属于名人家训，均为历代的优秀之作。从中国家训的历史血脉上看，其核心是围绕着治家教子、修身做人展开，其实质是伦理教育和人格塑造，因此家训在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家训堪称是先人留下的为人处世宝典。先秦时期，是中国家训的“起始期”。周公首开中国家训先河，他的《诫伯禽书》就是先秦家训的代表作之一。我们熟知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句话，赞的是周公勤勉谦恭、求贤若渴的品格，说的却是周公训诫其子伯禽的事。成王要将鲁地封给周公之子伯禽，周公告诫儿子时特意强调：“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周公是周成王之叔，因成王年少即位，他尽心尽力辅政成王，礼遇天下贤能，建立典章制度，被尊为儒学奠基人，是孔子最崇敬的古代圣人之一。周公以自己“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亲身实践，告诫儿子怎样去选贤任能、治国理政，可谓语重心长。秦汉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家训的“发展期”。秦汉以后，大量有关家训的文本文献开始出现，通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完善，家训中的许多基本概念逐步形成，传统家训开始形成体系。这一时期，许多家训名篇及其演绎的家训故事传为美谈。西汉太史令司马谈的家训《命子迁》成就了其子司马迁的历史巨著《史记》，于是便有了“没有《命子迁》，就没有《史记》”的说法；三国蜀相诸葛亮既有《诫子书》，又有《诫外甥书》，于是这位“智慧化身”的“双诫”也被人们视作他的“家训智慧”；南北朝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是传统家训的集大成者，被后人誉为家教典范，广为征引，反复刊刻，有人赞叹“古今家训，以此为祖”。虽然把《颜氏家训》看作是“家训之祖”显然有失准确，但《颜氏家训》的确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也标志着中国传统家训真正走向了成熟。今天我们时常看到听到的诸如“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与瞑目而无见者也”等等这些名言警句，都出自《颜氏家训》。隋唐和宋元时期，是中国家训的“繁荣期”。这一时期，家训在进一步成熟的过程中走向繁荣。韦世康家训、唐太宗的《帝范》与《诫皇族》、欧阳修的《诲学说》与《与十二侄》、包拯家训、朱熹的《家训》、袁采的《袁氏世范》等，百花齐放，各有特色，蔚成了中国家训的壮观景象。在这些家训中，我们最为熟悉的当属包拯家训和《袁氏世范》。北宋时的包拯有“包公”“包青天”之美誉，以刚直不阿、执法如山著称于世，他的家训只有37字，却字字千钧，掷地有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并让其子包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照后世。其人其训，跃然碑上，让人肃然起敬。南宋时的袁采，虽只是个小县令，但他同样以廉明刚直著称于世，而且很重视教化一方。他撰写的《袁氏世范》是中国家训史上与《颜氏家训》相提并论的一部家训著作，被称为“亚训”，传世之后，很快便成为私塾学校的训蒙课本。历代士大夫都十分推崇该书，将它奉为至宝。明清时期，是中国家训的“鼎盛期”。明清两代撰写家训的风气更浓盛，家训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以往，内容也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领域更为扩大。既有一般的家训，也有专门训诫商贾的家训；作者既有帝王显宦、学究宿儒，也有普通百姓；形式上既有长篇鸿作，也有箴言、歌诀、训词、铭文、碑刻；方式上既有循循善诱的说理激励，也有家规族法的惩罚条文，等等。中国家训的发展历史由此达到顶峰。这一时期的家训代表作有庞尚鹏的《庞氏家训》、袁黄的《训子言》、姚舜牧的《药言》、杨继盛的《杨忠愍公集》、朱柏庐的《朱子家训》、李毓秀的《弟子规》等。这其中的《朱子家训》和《弟子规》，堪称明清家训的扛鼎之作。明末清初理学家、教育家朱柏庐用一生教授乡里的实践撰成《朱子家训》，成为有清一代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教子治家的经典家训。而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李毓秀的《弟子规》虽只有360句、1080个字，却成为广为流传的儿童读本和童蒙读物，几乎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同等影响。清代后期开始，家训开始走向衰落，不过在衰落的过程中也有几许亮光。譬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批能够“睁眼看世界”的人，在对家人子弟的教育指导上，在传统家训中也掺进了一点点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现代因素，但终究因时代所限没能形成大气候。现代以来，家族传统观念逐渐被看成是一种思想和道德桎梏，加上受西方思想和现代文化的冲击，家训文化的影响力已逐渐减弱。中国家训源远流长，流传至今比较有名的家训大多是帝王将相、仕宦之家和士大夫的各种作品，至于更多的平民家训，有的可以从各种族谱家谱中找到，绝大多数只能在家庭家族内部口口相传了。但不管是哪类人、哪种形式的家训，都可以找到许多共同的内容。总起来说，中国家训给我们的训诫内容是“一条主线”和“三大主题”。“一条主线”就是“尊儒”。孔子和孟子两位“圣人”完备地创立了儒家学说，其核心思想，就是强调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这种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的理想社会，而要建立这种理想社会，每个人必须要有“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的思想、学识和道德修养。在我们今天见到的所有家训中，他们谆谆告诫子孙的，几乎全都是儒家的人生理想、生活信条、处世哲学、审美情趣和为学方法等等。即便是“叛逆”“高傲”如“竹林七贤”之一嵇康这样的思想家、文学家，到最后也不得不向儒道低头，在遗训中告诫儿子：“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中国家训的“三大主题”，包括“齐家治国之道”“为人处世之道”“读书治学之道”。“齐家治国之道”，主要指的是“齐家治国”的理想。中国家训中，讲“齐家治国”人生理想与信念的随处可见。周公辅政时教导侄子成王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后来，这句家训成为诸多帝王教育后代的名训。因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次新朝建立时，开国之君都重视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以家训教导子孙励精图治、不要贪图奢华生活，以免重蹈覆辙。自周至清，汉高祖刘邦的《手敕太子文》、汉武帝刘彻“尝而后知其甘苦”的家训、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与《诫皇属》、宋太祖赵匡胤“仁慈待人”的家训、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太祖宝训》、清圣祖康熙的《庭训格言》与《圣谕十六条》、清世宗雍正的《圣谕广训》、清高宗乾隆“以德遗后者昌，以奢遗后者亡”的家训……一个个在中国历史上踏下坚实脚印的帝王，都用家训要求和鼓励他们的后代致力于“奉公勤政，报国恤民”，实现“齐家治国”的理想。“为人处世之道”，主要指的是“为人处世”的原则。中国家训中，讲如何“为人处世”的比比皆是，其中讲得最多的是“孝道”“勤俭”“谦恭”和“助人”等。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朱子家训》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清理学家张履祥在《训子语》中说：“子孙以忠厚谨慎为先，切戒捐薄。”被朱元璋赐以“江南第一家”美称的郑氏家族在《郑氏规范》中屡屡训示子孙要体恤孤寡贫穷，好善乐施，譬如借粮给穷苦乡亲不得收息，经常修桥补路“以利行客”，炎夏时节在大路旁设茶水站“以济渴者”等等。《颜氏家训》一开篇就概括性地阐述了著立家训的目的：“吾家风教，其基本内容无外乎要家人清白做人，自立自重，忠君爱国，宽柔慈厚。”《弟子规》在总叙中则具体列述了弟子“为人处世”与学习上的守则规范：“入则孝、出则悌、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读书治学之道”，主要指的是“读书治学”的方法。中国家训中，讲“读书治学”方法的随手可拈，其中“德才兼修”的方法最值得称道。这种方法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训诫子弟读书并不仅仅是为了子弟入仕，而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训诫子弟读书教导子弟做人的道理，“修身”第一，“仕进”第二。教育家孔子对儿子孔鲤的家教就是这样，他教导儿子不仅要学“诗”，更要学“礼”，因为“不学诗无以言”，而“不学礼无以立”。孟子母亲更是用“买肉啖子”“孟母三迁”“断机教子”这一套“组合拳”的“身教”家训，教出了一个“亚圣”。这个特点一直在历代家训中得到传承，明末清初理学家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说：“士大夫教诫子弟，是第一要紧事，子弟不成人，富贵适以益其恶；子弟能自立，贫贱益以固其节。”另一个特点是把训诫子弟读书与立志联系起来，与“齐家治国”和“为人处世”融为一体。西汉文学家孔臧在《诫子书》中说：“人之进退，惟问其志。”明著作家郑晓在《训子语》中告诫儿子：“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学不成。学非记诵云尔，当究事所以然，融于心目，如身亲履之。南阳一出即相，淮阴一出即将，果盖世雄才，皆是平时所学，志士读书当如此。不然，世之能读书能文章不善做官做人者最多也。”［守望新教育］致力于新教育美文和与新教育观点一致的好文推送，公号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所发内容仅供学习、交流之目的。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若涉及版权问题，烦请留言小编做删除等处理。“许多年后，假如有人问我，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这句话，据说是柴静说的，无从考证，但说得好。——陈东强（《让教育沐浴人性的光辉》《当代教育家的知行合一》）